1935年11月，四川百丈关一带，红军和川军在这里血战七天七夜。 仗打完之后清点损失，红军毙伤川军一万五千多人，自身伤亡接近万人。单纯看人员交换数字，川军付出的伤亡更大。可最后主动撤出阵地的，却是红军。 这一仗杀伤敌人占优，为什么还要往后撤，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。 把时间往前倒推两个月。1935年9月10日，中共中央下发《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》，文中写下一句话："南下是绝路。" 那个时候，百丈关战斗还没有打响。红四方面军手里握有八万多兵力，之前在川陕边界，跟川军交手，打过不少胜仗。 向南望，是物产丰饶的四川盆地，人口稠密，粮食物资充足。往北走，就要翻越雪山草地，人烟稀少，粮食补给很难保障。 张国焘盘算的是眼前现实难题。八万多部队要吃饭，要补充兵员，要建立可以落脚的根据地。南边什么条件都摆在那里，为什么不能选择南下？ 中央考量的，却是另一层现实风险。 "能够打败川军"，和"打进四川腹地站住脚跟"，完全是两回事。 此前红军活动区域，大多处在川陕交界的山区。山地地形复杂，大兵团没法完全铺展开，红军擅长的运动战、穿插迂回、拣选薄弱的对手集中歼敌，能够充分发挥威力。四川各路军阀彼此各怀心思，守着自己地盘。红军在边缘地带作战，别家军阀不会愿意把自家全部家底拿出来替旁人拼命。 一旦部队向着成都平原推进，局势就会彻底改变。成都平原，是各路川军的根基所在。钱粮、兵员、地盘全部集中在这里。红军越是靠近这片富庶区域，敌方拼死抵抗的意志就会越强。 这就是南下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陷阱。地图上面标注着富庶地盘，但是战争当中，对手的抵抗决心，也会跟着同步升级。 1935年秋天，红四方面军正式开启南下行动。 开战初期进展看上去十分顺利。10月发起绥崇丹懋战役，击溃川军六个旅，顺势拿下懋功、丹巴这些地方。光看战报很容易产生疑问，既然提示南下风险重重，怎么还能一路向前推进？ 战争里面有一类很容易迷惑人的情况。不是开局直接惨败才叫危险，有时候前期反而能拿到不少胜利。关键要看，这些胜利，能不能扭转整体的力量对比。 红军一步步向着川西腹地压过去，川军感受到的生存威胁越来越重。之前红军活动在川西北，只能算作边缘威胁。现在兵锋逼近邛崃、成都，直接触碰四川实力派的核心利益。刘湘等人的选择空间已经被压缩。再想着保存自身实力，最后连地盘都会保不住。 川军开始大规模调集兵力。军阀内部纵然矛盾重重，当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冲击，内部分歧就会暂时搁置。红军之前可以利用的各派之间的缝隙，快速收窄。 麻烦还不止要面对川军。百丈关交战之后，东面名山、邛崃集结着川军主力，南面雅安、天全有薛岳的部队不断聚拢，康定、泸定方向同样布有敌军兵力。红军可以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，被一点点挤压。 四川盆地物资固然丰厚，可资源不会因为红军开到附近就自动归己方所用。一块地区能不能当做根据地，前提是实实在在控制得住。就算成都再富足，打不进去就毫无意义。就算人口再多，如果不能站稳，那也只是地图上面的一串数字。 11月16日，红军攻占百丈关，继续向着成都平原推进。仅仅隔了三天，川军发起大规模反攻。11月19日到25日，双方在百丈周边展开七昼夜的反复拉锯。川军投入二十多个旅，在飞机、重炮掩护之下，一波波发起冲锋，红军在阵地上面来回争夺。 战后统计，红军毙伤川军一万五千余人，自身伤亡接近万人。川军损失数字更高，但率先撤离阵地的却是红军。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，打仗不能只对比双方伤亡数字，还要看哪一方更承受得起消耗。 川军在自家地盘作战，后方城市、人口、运输补给线全都完好，兵员可以源源不断补上来。红军经过长途转战，每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，每一名基层指挥员，都是很难快速补齐的宝贵力量。川军损失一万五千人会很吃力。红军近万人的减员，却足以直接影响接下来整支部队的作战能力。 百丈关一仗把现实摆在面前。南下之后的红军，被拖进并不擅长的阵地消耗战。 红四方面军过去的拿手打法，是运动歼敌。调动对手，捕捉空隙，集中兵力局部打出优势，打完迅速转移。但在百丈关一带，战斗慢慢变成硬碰硬的阵地争夺。敌机轰炸、炮火轰击、源源不断的步兵冲锋，变成左右战局的重要因素。 短时间咬牙坚持可以。如果持续打一星期，再往后拖一两个月，后果不敢设想。 更加现实的疑问摆在面前。就算再付出近万人的伤亡代价，是不是就一定可以彻底打开成都平原的通道。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定答案。账已经不是简单能不能打赢一仗，而是这种交换到底值不值得继续。 红军主动放弃百丈一带的阵地，转入防御态势。红四方面军向后撤往天全、芦山、宝兴山区。躲进山地，能够避开敌军重兵突击，可这片贫瘠的山地，养活八万大部队非常困难。成都平原冲不进去，川西山区又很难长久立足。 1936年，红四方面军只能继续向西康东北部转移。南下出发的时候八万多人，几经战斗、减员之后，只剩下四万余人。 回过头再看9月10日那句"南下是绝路"。这句话